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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与群体／于而凡
中西文学比较之三
刘再复指出，文学中的灵魂对话是个体化，不是群体社会化。而中国千年来文学，主基调都是“乡村情怀”之人生感叹，是现实生活的咏叹调，没越出关怀世道人心、感慨天地人生的范围，难找到旷野呼叫——灵魂的叩问。
中国文学缺乏旷野呼叫，是有深刻社会背景。中国是人口周密的国家，人际关系复杂，人与社会关系密切，与西方各扫门前雪的生活状态不同，是名副其实“大乡村”。有这样背景的作家，怎能远离社会问题而选择孤独？卡缪“异乡人”的主角无亲无故，独自生活，这种孤人在中国社会可能吗？高行健为了写出他的孤独感悟，就把小说主角流放在偏僻的灵山，这种刻意的写法令中国读者萌生疏离感，而难起共鸣。
虽然中国“五四”文人宣布与传统文化决裂，却依然继承儒家济世拯民思想。在民族危亡阴影下，作家的主焦虑不是个体存在意义，而是群体生存问题。李泽厚说，鲁迅也有对人生意义存疑，在“野草”中有过个体孤独的叩问，可这不是西方大宗教背景下，依归上帝的个人孤独，而是带有时代苦闷的战士孤独。绝望中，鲁迅仍然展示出人道关怀，由孤独个体积极回到争斗人间，启蒙后去超越启蒙，又再返回启蒙，
刘再复惋惜，鲁迅已走到陀思妥也夫斯基灵魂门口，却没走进去。没有设立叩问个体灵魂的判室。只开展拷问民族劣性的法庭。他不是不能，而不想为之。中国文化不同于基督“原罪”文化，主精神是求生存求发展，是“天行健”的进取文化。连佛教的“空”，也被转化成普渡众生的慈悲文化。鲁迅没脱离过人间，始终拥抱这精神，心中虽无神圣天父，但有劳苦地母。杜甫在贫苦破屋中，仍在惦记苦劳大众，人们才会尊他为“诗圣”；若鲁迅只把注意力关注在个体灵魂的拯救，国民会崇他为“民族魂”吗？
个体与群体，文学中各有长短。西方好多名著，把灵魂叩问与群体命运脱钩，格局就显得狭小，陷入自我怜惜的纯个人主义，旷野呼叫听起来就像暗室呻吟，触动不了读者。而陆游临终绝笔“示兒”惦记的不是灵魂超度而是国家命运，因为喊出了大众情感，其文学震撼力至今仍在。能超越时间的文字，分量还轻吗？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虽把故事背景放在社会大动乱中，因着重个体忽视群体，就失去了时代的厚重感。回看莫言的“丰乳肥臀”，在书写家族历史中写出了大地母亲，气魄就宏伟多了。
同是西方文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把个体叩问放在对群体苦难的拷问中，就写出大气象。红楼梦之所以伟大，除了有个体灵魂的寻索，也有对社会的批判，对群体的大慈悲。刘再复曾高度评价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是反省存在意义的形而上杰作。可是他也认为张爱玲的思想境界，比不上鲁迅。张爱玲的精神内涵颇弱，主因是其作品只关注个体，显示的世界狭窄，格局太小；而鲁迅的思想重量，恰恰在他那些关注群体的大视野小说中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