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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性与世俗性／于而凡
中西文学比较之二
旅美学者刘再复指出中国文学的局限，其中是因为缺乏与“存在”对话的本体维度，和与“神”对话的本真维度。
他认为伟大文学的使命是展现生死，灵肉，此岸彼岸的冲突。开展与灵魂和超验世界的对话，以及对存在意义的叩问。而中国文学是在感时伤世，背负国家、民族、社会的包袱下发展。和拥有宗教背景的西方文学相比，中国文学缺少灵魂论辩的维度，
主导中国文化的儒家，极端重视现实生活，不关注灵魂问题；“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对彼岸世界不感兴趣；所思的是人在艰难中如何不靠神，自强不息，仰仗自身力量奋斗。反省的不是灵魂的拯救，而是端正处世姿态。
庄子虽然叩问过存在意义，然而其叩问是消极否定性，叩问之中打破生死、祸福、是非界限，取消对立，没有对现实情感和精神关怀。失去冲突，失去叩问中的挣扎与紧张。
刘再复分析得很透彻，可他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判，否定中国文化而推荐基督文化，就有点过界。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个早熟民族，也祭过神追究过死后世界，可他们早早就醒悟到，把精力花费在这问题是徒劳，倒不如把注意力放在人世间，去追求文明的发展。他们不否定神，而是把神搁闲在一边。
回看西方，经过祭万神的希腊到崇独神的基督到扼杀上帝的尼采，走了几千年？度过中世纪黑暗的宗教专政，幸遇文化复兴，把艺术与人性从宗教桎梏中释放，到头来选择世俗性理社。历史证明，神文化并不比世俗文化强。现代存在主义的结论，与千年前华夏民族的思想何其相似？有这么超前的理念，还需倒回向基督取经吗？
世俗性的中国文化有自身的生命追求。中国文人不接受基督的彼岸世界和原罪信念，虽能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灵魂叩问之深刻，却不会认同其叩问方向和忏悔意识，所受的思想震撼就有限。
其实，宗教信念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并不是什么普世价值，过分凸显它，不会加强反会削弱文学性。就拿“红楼梦”来说，因为呈现出佛教的孔幻感，刘赞誉过它的本真维度。可是这在中国文学界地位崇高的著作，在西方的地位就没那么高，这不能说就没有宗教感的异陌为主因之一。
文化各有特色，不能用别家文化观点评价一国文学，中国作家无法为小说人物设立有宗教背景的灵魂审判所，西方也不能拥有中国文学看透生死的超脱。
中国文学因为关注人世，在解剖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冲突就异常深刻。就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西方文学没一部能超越“红楼梦”。卡缪的“鼠疫”，场面虽够大，因把注意力放在对存在的对话，人性冲突就得不到足够展现。
若说伟大作品总是多维度，西方现代经典卡夫卡的“变形记”社会性弱，也不是多维度。中国文学把关注力倾注于社会历史，就出了好多场景辽阔时间跨度大的史诗性小说，有西方文学少有的宽度。西方文学仰望上天而深奥，中国文学注视大地而辽阔。
西方文学对存在的叩问，始终建在天体宗教神文化上。现代存在主义虽然抛开神，基本上也是对神信仰的反证论。有着不同文化的中国作家，对存在的对话，必须从自身理念开展。现代文学中，余华的“活着”，冯骥才的“感谢生活”，是这方面的杰作。
儒家的庆生，老庄的自然，禅佛的顿悟，依然是自家本源。或许，所开展的叩问没西方紧张，可并不表示少思想重量。西方也应该学习用儒家的平和、禅庄的超脱，去解读中国文学的内在。除了西式悲观的存在叩问，还可以有中式乐观的生存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