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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透与暗示／于而凡
中西文学比较之一
翻译大量当代中国小说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在一次研讨会上，就中国文学为何在西方不受欢迎的话题，提出他的看法。其中他认为中国小说有着明显的倾向，即叙述以故事和行动来推动，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少之又少。
葛浩文的批评听起来刻薄，可无意中点出了中西文学之别。在好多西方小说，人物的心理描述占蛮大的篇幅，通过作者旁白或人物自白，把人物的心理挖掘的很透彻。古老的有莎士比亚的剧作可参考，近代的有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而当代的可看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回头看中国小说，心理描述只占小部分。古典小说可看红楼梦，宝玉与黛玉，这两个主要角色的心理表白，在书中也只有一两句，更何况是别的人物，一句全无的是多数。当代小说就看鲁迅的阿Q正传，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只有一两句，而且基本上不是作者旁白描述，而是主人公针对现场事件的即时议论，算是无声对白。
说这是缺点，我认为这是中国小说的优良传统。中国四大名著有哪一个把重点放在描述心里活动？它注重的就是通过具体的对话与行动，来表现心灵的变动。中国小说推荐的是含蓄内敛的写法，注重暗示，描述时点到为止，保留空白，容许读者发挥多种想像。这与中国古代诗歌用意象取代思想一脉相承。这样的写法，令后人对红楼梦之人物关系有多种解读，令红学者有空间来推测摸索人物的心理，也令西方读者难以给贾宝玉定位。若说一本哈姆雷特会成为心理学家的参考书，诗意的红楼梦应该是一本禅书吧！
中国文字强于具体的描写，而不善于抽象的形容，它来写事物就比写概念强。古代圣贤来解释哲理，就多用比喻。曹雪芹想写欲，就用＇玉＇来替代。语言的性质，最终影响到我们的阅读习惯与审美倾向。
西方提倡的意识流，因为太注重心灵描述，在华文文学从来就不成主流。诺贝尔奖得主高行健的灵山，在华文文学界没有反响，很大原因就是他尝试用概念化的文字来探讨心理与哲学问题，完全放弃行动与故事的推动。
并不是所有西方名著都那么钟情于心理描述。法国诺贝尔奖得主作家卡缪，他的名作鼠疫与异乡人，就没有这种特色，他只是冷峻地把场面开展，不带一点人物的感性或作者的知性。而因为如此，异乡人也更耐人解读，他的获奖也表明西方评审没把自身束缚在葛浩文提的框框里。有了前例，善于讲中国故事的莫言能获奖，就不算太离谱。文学本应包容各种风格，并能尊重与理解各种文化传统，最民族的应该也是最世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