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名记
/于而凡
汉明和我从小在一齐长大。我们家只隔几家邻门,几步之遥而已,每天上学读书时间外,总是跟他鬼混。
汉明虽然与我同岁,却不同校。我读华校,而他因为父亲已入印尼籍不可就读华校,就进印尼文私校。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友谊。
汉明从小就比别的华人孩子黑,游伴们常唤他为爪哇人,还经常笑他不是妈妈亲生。听多了连他自己也存疑,有一天终于提问:”妈,你是从哪儿把我拿来的?”她妈不把他的话当回事,没好气地回答:”从巴刹垃圾箱捡来。”于是小孩们都笑称他为垃圾童。
我在华校只读到小学四年级。66政变后所有华校被封,学生们各自找出路。高级班的多数都辍学帮父母做生意。低级班的我们,就只好搬进印尼学校。于是我与汉明同校,碰巧又同班。这所私立学校由侨生社团创立,学生大部分是不谙华语的华人子弟。
在新校半年后,新政府突然公布华人换名条例,四周亲友常来家跟爸讨论。我们一家只有大哥已经入印尼籍,所以只有他为此事烦恼。有一天汉明低声告诉我,他已有印尼名字“哈南道”,我初听忍不住发笑,无法把这名字与他相联。他很尴尬地对我说:”你别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我没继续讥笑他,立时联想到哥哥的困境。我暗中也知道,班上好多同学都已改名,只是都没向学校报告,老师依然叫他们的汉名。
不过这事不能一直瞒下去。小学快毕业,为了能在毕业文凭写上正式官名,家长们都把孩子换名的证件交给学校。初中开学,虽然都是老面孔,老师点名,四分之三喊的都是陌生的印尼名字。第一次举手时同学的神态呀别说有多别扭。我暗地里为自己不用换名而欣慰。
因为有好多命运相同的校友,汉明渐渐也能坦然面对自己的新名字。不过日常交往,同学之间仍然用原名。我也一直喊汉明的原名。
初中三年,我们一齐升高中。二年级又一样分到数理班,他甲班我乙班。汉明脑子灵敏,可跟我一样,不喜文科偏爱数理科,立志要当工程师。他这时已经开始向往着万隆理工大学——那可是名列前茅的国立大学呀!我自己因为外籍身份,不敢奢想什么国立大学,能入知名的私立大学就谢天谢地,好多私立大学还不收外籍生呢!我只能在有限的名单中考虑。以前为有外籍身份不必换名高兴,现在却因外籍身份为升学焦虑。
高中毕业后,我与汉明自然地分兵两路——他攻国立我考私立。虽说持印尼籍就可以参与国立大学入学大考,他们却有不成文的规定——每系最多只接受百分之五的华裔学生。众所周知,华人学生的竞争力一般比本土学生强,而家里经济大都不错,升学需求的比率就比别的族群高。僧多粥少,要进入国校,华人子弟都必须经历比一般国民更残酷的淘汰战,成功的机会实在不大。
这时汉明突发奇招!他买通一个外岛的乡长,给他作了一个原住民身份证。也亏他有着与土族一样的肤色,就这样无阻地打通考官们的检关,成功打进他最向往的大学,考入土木工程系。我也很幸运,能以名额有限的外籍身份,打进万隆有名的私立大学。
于是,虽然不同校,我们又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为了上课方便,我们都选择靠近各自学校的宿舍。学校的作业很繁重,我不能经常和他联系,不过假期一到总会相约一起回家。
除了学习繁忙,少见他其实还有别的理由。最初,新朋友还没交上,我一有空就往他宿舍跑。几个月后他搬进新宿舍,寄宿生统统是他校友,不见华人面。第一次拜访,他特地吩咐:“在这里你千万别叫我汉名,我不想让他们识破我的华人身份。”虽然我遵守他的话,在房里交谈时他还经常露出不安的神态,不时注意窗外掠过的宿友。在这状况下,我不强人所难,干脆不来他的地方,有事就让他找我。我宿友基本都是同校华人子弟,不会揭他的底。
汉明高中时和低一班的学妹,也是我的表妹要好,上大学后一直情书不断。表妹知道他难处,信封写的都是假名。汉明大学第二年表妹去椰城读牙科。首都离万隆虽不远,她克制自己不去寻访汉明给他麻烦。
也是合该有事,人一倒霉不该发生的也发生了。那天表妹来万隆和家人聚头,参加亲戚的婚礼。空闲时他表弟带她骑摩托车来个城游。走到城北,看到有指向万隆理工大学的路标,她心血来潮,要表弟带她进去参观。
临近校园街道突然变挤,只见校园大门口前的广场,黑压压人头一片,有热烈音乐声响从那里传出,看来有演艺节目。想看清楚,他们就下来推车慢慢走入人群中。只见台上有位校园民歌手,正用轻快的旋律和风趣的歌词,讽喻当权者。音乐结束后,就有一位大学生上台,开始了高昂的讲话。演讲者在台上评时讽政,听众在台下热烈鼓掌高声呼叫,好不热闹。话中,那大学生突然高调抨击华商利己害国。“打倒支那,打倒支那!”密集的人群在四周呼喊响应,气氛开始烧沸。
她表弟一看情况不妙,急把车转回头领着她从人群中突围。忽然有人挡住他们的车子:“嗨,支那!要去哪里?停住!”表弟脑筋一时不能反应,拳头已经一拳拳打在他脸上。她无力救助,只能不断尖叫。却见有一人对着她奸笑:“嘿,还有支那阿妹呢,来,我们来分享!”一阵手脚立时往她身上乱抓。
恐慌中,她忽然看见汉明的身影!只见他立在不远处正往这里张望。像溺水者遇到浮木,她立时激动地摇手高呼:“汉明,汉明,快救我们!”可是没想到,汉明却一直站立在那儿,动也不动。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脑子一片空白,只能边挣扎边继续嘶叫。
这时有一名学生挺身而出:“喂,你们欺负一个弱女子,算什么?”那些流氓见到那人后面有好多戴着校帽穿着印有校徽T恤的同伴,心知在人家地盘讨不了便宜,也就惶惶放手退下。“你们快回家,这里不是你们的地方!”那个像学生领导者催他们离开,他们就合力推车尽快远离人群。上车前她忍不住回头,看到汉明还站在那儿。一看到她回首,他又慌忙低下头。
事后,表妹向我表明决定与汉明分手。因不想再见他,就叫我替她传达。汉明听后却沉默无语,也没有提出要向表妹解释。他们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
终于毕业了,我和汉明不约而同在椰城找到工作。我们的公司在不同的区域,就不能同宿了。他和以前一样对我吩咐,在他同事面前别喊他的汉名。不过在大城市,碰到熟人的机会很少,我们的交往就比大学时期更开放。
有一天,我们相约在一家餐馆见面,他带来一位女友给我介绍。这女友是琶达族人,看来学识不高,连大专也没毕业。起先我以为他只是玩玩罢了,有一天他告诉女友有孕,我才相信他玩真的。
我向他问过,为什么要选择文化差别那么大的外族伴侣。他说:“在印尼,生为华人很艰苦,我不想后代跟我一样提心吊胆过日子。”“她知道你是华裔吗?”“这她知道,她父亲年轻时接受过华人的恩惠,对这事没异议,他们苛求的是宗教相同。很幸运,她是基督的琶达。我由天主变基督不成问题。”“你家里呢?”我追问。他长叹一下:“他们还不能接受。”
汉明终于结婚了,他父母虽然不赞同,可是米已煮成粥,也不得不由他。他结婚也没举行宴会,不是两家不想庆祝,主要是他不想参与婚宴的友人看清他的华人背景。
结婚不久,他叫我陪同他看了许多新建的住宅区,准备买房子。他向我提出买房的条件:“我不要住在华人密集的区域,我不想排华暴乱时成为攻击的对象。”他终于如愿以偿在华人稀少的市东新开发区买新家安窝。
搬进新区不久,有几个同事追随他在那里安家。于是,他又开始神经艾艾。他怕给人穿帮,就吩咐妻子不要对邻居透露他华人身份。他向我解释:“本来同事不会因为我是华人而排斥,公司里也有华人,不过申请工作时我是照着在大学的身份,若他们知情,定会对我的欺瞒不满,我怕关系会弄僵。。。他们私下还经常跟我笑话华人呢。”“哎哟!你又怎样应对呢?”“还能怎样?虽然不高兴,也只能跟着伪笑。”
就是因为这种顾虑,他又再次伤了亲人心。那天他父母来首都看病,原打算住儿子家。可他见父母到访,又开始疑神弄鬼,时时戒备。也是运气不好,想避开的恰恰出现-平常少来串门的同事竟为了公司的事来家商量。叫妻子出茶水时汉明借机吩咐,要她带父母暂进房回避,不让他们与同事碰面。
“我们难道是见不得光的贼,要躲躲藏藏?”他父亲很是生气,当天就搬到别的亲戚家。从此,他们不再敲儿子家门。汉明的兄姐妹步父母的后尘,连汉明有孩子也不看望。汉明父母把对儿子的不满转移到儿媳身上,认定一切是她搞的鬼。汉明回老家从不敢带妻子,没妻子孩子没法带,直到上学了孩子未曾见祖父母。
汉明结婚七个月有了个儿子,只给他取印尼名字。到了学龄,他把儿子送进没有华人孩子的国立小学。他这孩子很活跃,整天跟邻家孩子们在外面游玩。
儿子七岁那年,他家附近搬来一家华人,有个与他儿子同龄的孩子。有一天从外头回家,他发现儿子和几个朋友围着那邻居孩子吵。“嗨,支那!你到底给不给?”忽然他听见儿子用那刺耳的词语。“吝啬支那!烂支那!癍支那!”那些小孩跟着在一旁起哄。他忙把儿子喊回来:“普逖,快回家!”
孩子扭着嘴跟着他回家。在家他把怒气转向妻子:“孩子成流氓,你怎么不管教?”“怎么啦,你又闯了什么祸?”妻向孩子质问。儿子忙辩护:“我没有,我们只是要借阿信的玩具车玩,他不给。真是烂支那,癍支那!”
汉明一听气往上升,把数年闷在心里的怨气,一把掌发泄在儿子的面颊:“你跟谁学那些粗话?”不曾给父亲训打,倔强的儿子不备,顿时大哭起来:“妈!爸爸打我。为什么,我又有什么过错?”她妻子赶紧安慰孩子,并向他解释:“孩子,你不要再支那支那,你爸不高兴。你不知道,你自己也是半个支那呀!”
不能想象他儿子当时是怎样接受这事实。不过这以后,他儿子变得沉默多了,上学不起劲,功课也变坏,经常以生病为理由赖课,放学后一直躲在家里,学校课外活动也不参与。“这孩子是不是有病?”他妻子向他疑问过。过半年,这孩子突然向她母亲请示:“妈,我要跟著同学们进伊斯兰教,可不可以?”听到这话,勤于上基督教堂的她感到天塌下来:“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怕同学们知道我是华人,若跟他们一起上清真寺,他们就不会怀疑我。”
他妻子无法接受这件事,就逼汉明把孩子转到私立学校。汉明就把儿子搬进一所天主教学校。几年后,我大女儿也和汉明的女儿同时上这所学校,成为同班好友。
女儿上五年级时,苏哈多和他排华的政权垮台,华人处境渐见明朗,各种华人的传统俗习也一一恢复。当好多华人都为这状况放开身心,汉明却不愿放下戒心。他说这是昙花一现,排华分子会滚土重来。
几年后春节成公共假期,女儿学校也开始教华文,汉明开始相信社会正在改变,就不再介意妻孩和华人亲友密切交往。可是戏演了那么多年,他一时不习惯把围墙卸下,在公司依然没把身份坦然公开。
那年,政府与一家中国建筑公司签约了跨海大桥的工程。汉明工作的国营公司被指定为承办合作者。这可是里程碑的大工程,汉明很清楚,能做工程的负责人事业会更上一层楼。在公司,汉明的工作能力是获得同事上司的认可,难度频高的工程都让给他做。这次大家也认定这职位除了他不作第二人选。
谁知,那天上司却公布了别人的名字—— 一个比他阅历还低的同事。上司知道他不服气,过几天特地和他私谈:“这次因为和外国公司合作,我们也要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要一位能讲华语的人与他们沟通。所以选择了昆甸支那库纳万。”
啊,原来如此,多么荒谬的决定!他明明知道,库纳万的华语也不灵,讲的是潮州方言。方言不稀罕,他也能讲闽南话呢!若说普通话,他可能还比库纳万强些。他曾在家补习六年,日常话语勉强可以沟通。可是他又怎样向人家解释?上司哪里会相信?他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是华人呀!
汉明闷着一肚子气,无心办事,便早退回家。那天,老天爷好像跟他过不去,回家途中不断有事惹他的气。在停车场与警卫吵,加油时又跟油站员工闹;在路上,堵车时发生小小的擦车,他又跟别的汽车主人对骂。
他带着满身怨气回家。一到家,突感到身子有点不适,头重脚轻,一阵昏晕。定是血压又高升!他知道自己的老毛病,忙从饭厅矮橱的抽屉把药拿出。
正在倒水,还没把药送入口,她那已初三的女儿从学校回来。只见她沉着面孔努着嘴,还没把书包放下,一见她父亲就突然发出一连串问号:“爸!为什么我不像别的同学都有中文名字?我出生时你怎么不给我取一个?我不是支那的后代吗?”
汉明一时转不过脑筋,不知怎样向女儿解释,只能反问:“发生了什么事?”
“上华语课,老师叫华人学生练习写自己的中文名字,他们好多都有中文名,可是我没有,他们都笑我是牌华人。”女儿发了牢骚后,又向他要求:“爸,我一定要有中文名字。你能够给我取一个吗?”
孩子的话像炸弹一样,一时间把他的世界倾覆起来,似乎要把他多年来苦心打造的城墙,一夜推翻;也把他曾做出的妥协和牺牲,一笔抹杀!老天爷!我做错事吗?你这样打击,是不是要处罚我?
“啊。。。不!!!”几天来闷在心里的委屈,终于爆发成一声惨嚎!一阵天旋,他四周霍然发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