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与民情/于而凡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异情~这是托尔斯泰的名言。当一个社会处在安稳状况下,没特别的事让你关注,可当灾难发生,你会发现好多故事在四周上演。俗语又说患难见真情,在灾难中,也更容易审视一个民族的性情。
当二月份新冠状瘟疫开始在世界泛滥时,印尼还是零感染,民众心存侥幸,坊间就开始传播多种谬论。疾病专家坚信病毒不会在热带生存,营养家说印尼的饮食习惯形成民族的免疫~这跟西洋人早先以为病毒只光顾黄种人有一拼。最有印尼特色的应是那些伊斯兰原教者的歪理~病毒是真主来毁灭无神论者的军队。
后来病疫终于来了,印尼卫生部长充分发挥了宗教挂帅的国风。在电视他不是给公众普及抗疫知识,而更像一个教宗去安稳教徒,只叫大家多祷告。这风范迅速获民众的响应,一些传教士不退反进,在瘟疫乌云下反而积极举办大聚会,呼吁教徒相信上帝的力量。于是,教会成了感染重灾区。后来基督教堂有所收敛都一一关门,又换伊斯兰教徒从国外布告大会带来病毒,要关清真寺的门,也要先等全国长老会的通告。
疫情升高后,人们开始重视,重视程度却有别。高层人士更有防疫意识,而华人也比其他族群对疫情更敏感,市面口罩与清洁液也给他们一扫而空。
看着确诊数字节节攀升,死亡率近百分之十,人们开始不安,社会就分两派。一方希望政府执行更决绝的社会隔离手段,封城也在所不惜;另一方支持政府现有做法。分歧每个国家都会有,可在印尼,居然上纲上线政治化了。反封城者并不是有何高见,而是因为他们无条件拥护现今总统。总统不采取封城,他们就怀疑封城派反政府,封城的建议是陷阱,企图制造混乱让总统成为众矢之的。看来,这阴谋论还是去年总统竞选时期的余音。
皇帝不急太监急,中央软性管制,地方政府却不耐烦,都自作主张公布休城和封锁条例,封城竟成时髦,逼得中央政府频次修策改例来配合。多人说印尼人民自律性弱,强行的社区隔离和出行限制难以执行,可在这不宁时期,我们却看到雅加达各个小区都主动把区门防卫加强,不等政府下令就增加关卡检查程序。看来,印尼民族的散漫只是惯性的,与西方自觉的不喜管束有异。作为亚洲国家,印尼民众的集体意识明显比西方强,只要有明确坚定的政策,民众会对政府顺从。
非常时期,不能全靠民众自觉性,更需要强势的领导。在中爪哇,有民众因无知拒绝抗疫护士埋在公墓,其省长就公布了因公殉职的护理人员将埋在烈士陵园,这是明确的导向,是政府给人民上了很好的社会道义课。其实,面对受难的同胞,印尼人民的公益心还是很强。虽然看起来散漫,却依然保留农业社会的合作精神,紧急时期去组织他们并不难。
面对灾难,印尼民族却有与华夏人民不同的反应。五千年来,大禹的子孙习惯了面对天灾,知道一切只能靠自己,大家都有了迎难而上,化悲痛为力量的悲情;而经过35年新秩序政权的教化,印尼人民的宗教感特强,面对灾难,第一时间就向真主祷告求助,把一切交付给上帝。有多人把天灾当成是主的警告,就呼吁人们去忏悔。
面对瘟疫,他们拥有的是防卫意识而不是抗击意识。不难理解,为什么印尼没有像中国那样激昂共同抗战的激情。最近万隆有老牌名乐队编写了一首瘟疫歌,旋律是一贯的悦耳,可是歌词怎么像挽歌一样?没有中国抗疫歌的激励人心,有的是宗教式的自省与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