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秀伤痕诗歌论

／伍木

1980年8月，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1986年，最后一批华校终于关闭了，新加坡版的“伤痕文学”于焉产生。新华伤痕文学的一个生发原因是作家的文化自觉。1980年代初，身跨音乐和写作两界的新华诗人郭永秀写下一首题为<泥土>的诗，诗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离开政府组屋庞大的阴影

    泥土，依然委屈

    在沥青柏油的挤压下

    任双脚踩着四个疾转的轮

    在没有起点与终点的马路上

    辗成一道道

    断根的痛楚

诗中提到的断根，表层理解是指人抽离自泥土后的失落与浮动感。泥土是一切生命的本源，一种相当客观的外在物象；它的兼收并蓄的本质，与民族文化的浩瀚大海般胸怀极为相似。身为一名具有民族尊严、怀抱文化良知的知识分子，处在中西交汇的十字路口，目睹西风无情地吹袭着这小小的东方社会，岛国上的华族传统渐渐地被腐蚀，郭永秀岂能没有半丝慨叹？“断根的痛楚”实际上是诗人思想感情上的沮丧反射，这种精神挫折不仅深刻，且广泛地散布在诗人的其他诗作之中。

1990年8月，郭永秀在接受《联合早报》副刊记者洪铭华采访时表示，他的诗“仿如历史的缩影，借着现代人对传统用具筷子的弃而不用，发出感叹，因为‘民族的根是不应该断的’”。可见郭永秀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同时可验证新加坡华文作家与文化自觉的不可分割性。

中华文化元素包罗万象，可以分为具象元素与抽象元素两大类。具象元素又可细分为饮食类、生活类与节庆类两数种。饮食类包括中国茶、茅台酒、中药、粽子、包点、筷子；生活类包括象棋、珠盘、笔墨、书画、竹、剑；节庆类包括舞龙、舞狮、龙舟、锣鼓。抽象元素则包括灯火、薪火、春节、中秋节、端午节、传统文化之河等。五千年所寄托的文化复归的意象。在1990年代中后期以“破旧立新”的批判性笔锋崛起于马华文坛的学者黄锦树认为，在许多华语华文抵抗不了现实压力而消亡的地方——包括印尼、新加坡、17世纪和18世纪的马来亚海峡土生华人（Baba，peranakan），华人文化仍然以各种器用的、内在于生活方式的、音乐、象棋、饮食等等非文字的形式而顽强地存活着。

1980年代，郭永秀所写的八首以文化象征物入诗的诗章<筷子的故事>、<毛笔的故事>、<茶的故事>、<龙的故事>、<剑的故事>、<榕树的故事》、<竹的故事>和<端午的故事>[1]，便有力地展现了一种顽强的文化生存方式。<筷子的故事>全诗如下：

    五指微拢，轻轻

    夹起五千年的芬芳

    精致，如慢磨细琢的象牙雕刻

    轻灵，如伸缩自如的关节

    简单而实用——

        是手中两支等长的平衡

    那时，我们的祖先

    从长江黄河翻滚的急流中

    湍湍涌出

    涌向无人的海岸

    向南，向陌生的异域

　不毛的荒岛

    以两支竹筷

    徐徐插下，一则

    拓荒的血泪史

    一支擎着，辛勤与智慧

    一支擎着，和平与友爱

    两支，便擎起

    整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底下，根须开始蔓延

    且慢慢深入

    岛上每一寸土

  多少辛劳，多少努力

  一代又一代

  生命延续，以两支竹筷

  祖先在历史中告诉我们：

 一支易折，两支

 才有御敌的力量

 合起来便可——

 顶天立地威武不惧

 不能分，一分

 根须腐烂，枝丫断裂

　子孙也找不到族谱

 如今，当我们丰衣足食

 爱好时髦的下一代

    争着拿刀叉的时候

    谁去告诉他们：

 这平凡而真实的——
     筷子的故事？

陈实是透彻剖析郭永秀伤痕诗歌内涵的中国学者，他对郭永秀的伤痕诗歌的解读，对往后学者们研究郭永秀诗歌底蕴具有参照价值。陈实分析说：“筷子、毛笔、茶、龙、剑、榕树、竹、端午这些华人生活中常见的事物，被作为特殊的文化物的存在而获得了它们的象征意义。郭永秀以一种特殊的抒情氛围，把它们作为历史的审美对象，置于现代的理性思考和感性显现之下。在这些诗中，文化物们的存在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现实的存在就是历史文化的存在。”

上述八首描写对象包含文化器物在内的诗篇，已成为新加坡诗坛上的绝唱。陈实在结合分析郭永秀的诗作<筷子的故事>及其文化品格时指称：“他也承担起一个文化传继的责任。当他想到，他那伟大的祖先‘从长江黄河翻滚的急流中/湍湍涌出/涌向无人的海岸/向南，向陌生的异域/不毛的荒岛/以两支竹筷/徐徐插下，一则/拓荒的血泪史’，‘且慢慢深入/岛上每一寸土’的时候，埋藏在他心理结构最深沉最古老层面上的记忆便被唤醒成一种文化的自觉。”

走入郭永秀内心深处的陈实指出，上述八种物事被作为特殊的文化物的存在而获得了它们的象征意义。陈实以哲学式的理性思考为郭永秀的感性创作呈现准确的解码，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化物的存在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郭永秀一边用现代的意识去感知文化的历史，一边用历史文化的眼光来扫描现实，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建立起自己的批判和质疑，从而使他的诗歌越过现时的空间，伸入遥远的过去和可能的未来，获得一种深沉的民族文化历史感和崇高感。”

其他文化学者在评述郭永秀的<筷子的故事>等八首诗时，总会免不了提到郭永秀心中所承载的文化感与历史感，以及这些华人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所传达的文化讯息。新华学者王润华指出，郭永秀通过其浓烈的历史感和敏锐的现代感性系统，把上述这些表面上看来没有过多大关联的文化物，有机地串联成一组能够代表华人世界里优良传统的文化图腾。遗憾的是，这些足以支撑华人风骨的文化图腾，在现代物质文明和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已呈现破裂或消亡的现象。《海外华文文学史》撰稿人之一周可强调，这些富有文化涵义的诗歌意象不仅“积淀了整个华夏民族炎黄子孙根深蒂固的经验”，而且“表达了这些置身于传统断裂和文化压抑之中的海外华族所共有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理想”。《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撰稿人关辛秋和马德俊对郭永秀这组诗歌的解读，则侧重于他通过这些特殊的文化物的意象建构，传达其“敢于承担起了文化传承的重担”的文化特质。

典型的新华伤痕诗歌，经常会以传统的中国茶对垒Root Beer这种类似可口可乐的现代冷饮，以传统的粽子和包点抗衡现代的家乡鸡和汉堡包，郭永秀也不例外，他作于1982年的诗<家乡鸡>，即使没有出现传统的中国茶、粽子和包点等意象，也不失其明显的抗衡意味：

我们太忙，来不及追寻家乡的定义

    反正总是快快乐乐地

  喝Root Beer，吃炸鸡

    反正有没有家乡

    我们一样过日子

    我们是都市人

    生长在没有根的现代……

1987年，郭永秀在新加坡国庆节前夕，在庆祝国庆的集会上看到两名学生表演舞狮，其表演生动、活泼、灵巧，动作栩栩如生。对于华族子弟能够继承自身文化传统，诗人有感而发，写下<舞狮>这首气势磅礴的诗，表达了内心的欣慰与澎拜。诗的第一节即已映现出诗人对于中华文化在狮城的继承的强烈愿望：

你已经醒来了吗?

悠悠五千年，那鼓声如雷

轰天撼地，催得比地裂山崩还急

为的是要惊醒你

那一寐千年

不尽的梦魇

新华作家尤今曾在1989年写下短篇小说<燃烧的狮子>，这篇小说兼具鲜明的华族文化特点和新加坡地方色彩，作者先后通过对王中林父子的舞狮动作的细腻而立体的描写，隐喻朝气蓬勃的新加坡华族子弟尽管所处环境欠缺文化氛围，尽管面对百般险阻，仍对舞狮艺术一门心思地加以承传，进而寄寓作者对华族文化在这个岛国的土壤上不断繁衍、不断继承与流传的美好愿望。可以这么说，<舞狮>这首诗和<燃烧的狮子>这篇小说，都是新华伤痕文学的经典之作，如果把两者结合来读，自当更加能够体会新华作家的文化脊梁。

1988年端午节，郭永秀受邀出席在马来西亚中华文化大本营——新山宽柔中学举行的“诗的四重奏”文娱晚会，对晚会中由陈徽宗策划及指挥的开场二十四面以华人二十四个节令题名的大鼓联奏留下深刻印象，并在回返新加坡后写下80行长诗<听鼓记>。<听鼓记>共分九节，最后一节：

    一脉相传，鼓声

    是万年不熄的香火

    台上，有传灯的双手

    台下，相看的泪眼中

    一种相知相惜的情怀

     把所有的心串联起来

 一种文化的体认、文化的传承

 在端午铿锵的节奏中

     涟漪般荡漾开来……

无论是在主题思想的建构上还是艺术气势的营造上，<听鼓记>都是与<舞狮>一脉相承，表达了诗人对于中华文化的延续的迫切感，而这种难得的迫切感，是与诗人自身的文化自觉密不可分的。总的来说，郭永秀作于1980年代的伤痕诗歌，为新华文坛的伤痕文学增添了一笔浓墨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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