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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和张艺谋的活着


/于而凡


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给张艺谋拍成电影并获康城影展金棕榈奖后,知名度更高。


《活着》讲述了福贵的一生。阔少爷福贵嗜赌如命,终于赌光了家业,把父亲活活气死。母亲在穷困中患重病,福贵在求药途中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后被解放军俘虏放回家,母亲却早已去世,妻子独自养大两个儿女。此后,悲惨命运一次次降临,四周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留一头老牛和他相依为命。


在这里,福贵的命运,有个人种下因果的必然性:因迷赌而一贫如洗;也有因祸得福的荒诞性:因破产而没评成富农给新政府清算。他的厄运,有战乱时代发生的常性:抓成壮丁和成为俘虏;也有特定历史并发的反常性:儿女给无知的红卫兵谬误处理而死。他承受了妻子长病不治而死的自然性,也遭遇了女婿因出工作事故而亡、孙子因吃豆子撑死的偶然性。


历经了这些苦难,老人却依旧活着,仿佛已经把悲痛消化而变得洒脱,依稀展现出道家面对生死的豁达之感。为此,以现实主义为标榜的评论家们,曾给予尖锐批判,认为主人公的苟活,是麻木和卑鄙的生存。


其实,《活着》是冷酷落叶中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余华表达的是存在主义的命题,主人公的命运也昭示着生命的荒诞。不过,他不像写出异乡人的卡缪,把存在问题当成个体生命问题来思考,而是把它放在大时代背景下,从内战、大跃进写到文化大革命,写出了一个民族对苦难的承受能力。


与西方悲观的存在主义不同,余华道出了绝望的不存在。就像书中人物所说“死也要活着!”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事物而活。《活着》讲述了人怎样和自己的生命为友,也写出了中华民族的求生哲学。于是,存在主义也锐化成生存主义。


在电影中,张艺谋对原著的情节有所更改,他不再让福贵全家死亡,而留下长病赖床的妻子,以及残疾的女婿和小孙儿馒头。在悲苦中传达出一丝暖意。对这些更改,评论家王德威认为太过煽情,让作品失去应有的思想深度。


本人却认为,张的改编在电影中是很恰当。电影艺术不像小说,它要把主人公从苦难中洒脱出来,就不能一昧靠心态变化或独白来呈现,在以写实为主的电影风格中,张艺谋需要一些象征性的画面,来表达出作者的思想。


在电影结尾中,病床上的妻子哄着小孙子馒头玩小鸡:“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等牛长大了,馒头也就长大了”。是的,张艺谋暂时给死亡按下了句号,可这不是简单的苦尽甘来,而是给阴暗的生活引入一丝光线,让绝望不成为唯一的选择。就是生命的生生不息,给予人们生存的意义,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庆生的乐观哲学。就是这些古老希望,让中华民族从漫长的历史苦难中度过来。电影呈现出的意象,恰是让余华的存在思考,不漂浮在文人的哲学殿堂,而是深深扎根在中华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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